东德人对华国非常熟悉。

要么自己的亲人，要么身边的朋友，要么借住到家里来的华国留学生。

总之你总能听到来自华国的消息。

“华国的半导体技术很强，我要去那里为东德带回最新的理念。”...

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三秒。窗外维多利亚港的海风被玻璃隔绝，只余下空调低沉的嗡鸣，像某种迟滞的呼吸。辛格代表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沿，指甲在深色胡桃木上留下几道浅痕。他没立刻接话，而是缓缓摘下眼镜，用衬衫下摆擦了擦镜片——动作很慢，带着一种近乎仪式感的迟疑。高丽格没动，只是端起咖啡杯抿了一口，温热的液体滑过喉咙，苦味在舌根积存。

“十八具……”辛格代表终于开口，声音干涩，“确认身份了吗？”

“其中七具已通过随身物品、军牌编号与战时花名册交叉比对，确认为第2师第37团步兵连士兵。”高丽格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薄薄的文件夹，推过去，“这是初步鉴定报告，附有遗骸照片、金属残件清单，还有当年该连队在白马山战役中的作战日志节选——我们特意调阅了韩国国家档案馆的副本，核对了时间线与地理坐标。”

辛格代表没有立刻翻开。他盯着文件夹封面上印着的美国陆军纹章，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。白马山。那场持续十七天的绞肉机式攻防战，光是辛格方面就阵亡三千二百余人，失踪数字从未正式公布，但老兵协会私下统计的名单里，光是第37团就有六十四人“消失在弹坑与雨林之间”。他们没死在战报里，没葬在墓园中，只活在母亲每年清明烧给空坟的纸钱灰烬里。

“你们……怎么找到的？”他问得极轻，几乎像自言自语。

“雷达穿透地下三米半，发现异常空腔结构。钻探取样后，土壤pH值显著偏酸，钙磷比异常升高——这是人体组织长期分解的典型痕迹。”高丽格顿了顿，“更关键的是，我们在坑穴西侧三米处，发现一枚严重锈蚀的M1钢盔，内衬布条上还残留着半截褪色蓝布，绣着‘李承熙’三个汉字。不是韩文，不是英文，是汉字。我们查了所有战时辛格部队名录，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士兵。但华国志愿军第63军189师566团二营有个文书，名叫李承熙，籍贯山东胶县，1952年10月22日阵亡于白马山北侧无名高地。”

辛格代表猛地抬头，瞳孔收缩：“你们……确认是他？”

“DNA比对做不到。但钢盔内衬布料纤维成分与1952年华北军需厂档案完全吻合；绣字针脚密度与同期华国被服厂质检标准误差小于0.3%；更重要的是，坑穴底部出土的两枚50式手榴弹引信，其铜合金微量元素谱图，与沈阳兵工厂1951-52年批次弹药数据库匹配度达98.7%。”高丽格的声音平稳如手术刀，“我们没能力复活死者，但至少能确保每一块骨头、每一枚纽扣，都回到它本该归属的历史坐标上。”

辛格代表闭上眼，再睁开时，眼白布满血丝。他忽然伸手，不是去拿文件，而是按住了自己左胸口袋——那里常年放着一张泛黄的照片：一个穿旧式中山装的年轻男人站在青岛栈桥前，笑容干净，背后海天一色。那是他父亲，1950年10月跨过鸭绿江时，刚满二十二岁，三个月后便在云山战役失踪，再无音讯。“李承熙”这三个字像一根针，猝不及防扎进他三十年来精心结痂的旧伤。

“你们……也找到了我父亲的名字？”他声音发颤。

高丽格沉默两秒，轻轻点头：“在整理华国方面移交的战时阵亡名录时，发现189师566团二营阵亡者中，有一名通信兵，姓名栏写着‘李承熙’，但备注栏注明‘疑似重名，待核实’。档案员加了铅笔批注：‘该员入伍前为胶县小学教员，善书法，曾为连队写过大量家书。’”他停顿，目光直视对方，“您父亲，也教过书法吗？”

辛格代表的手剧烈抖了起来。他猛地拉开西装内袋，掏出那张照片，指尖颤抖着抚过照片上年轻人清秀的字迹——照片背面，一行小楷写着：“承熙留念，一九五零年秋”。墨色乌亮，笔锋锐利，与档案里描述的“善书法”严丝合缝。

“不可能……”他喃喃道，声音破碎，“父亲的部队在云山，白马山在……在西线……”

“云山战役后，566团整建制调往西线休整补充，10月15日抵达白马山防御阵地。”高丽格递过另一份文件，“这是华国军事科学院2014年解密的《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序列补遗》。您看第47页，566团二营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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