歪斜，锈迹斑斑，中间嵌着半粒发黑的牙。“拿着。”她把钥匙塞进我掌心，冰凉刺骨，“老船厂地下泵房，第三级台阶左数第七块砖。撬开，里面有陈国栋留的‘听筒’。”

我攥着钥匙，金属棱角硌得掌心生疼。“你爸……”

“他没死。”她打断我，语气平静得可怕，“三年前跳江，是为躲‘它’追魂。他现在在哑钟里，和陈默一起听着钟声。”她忽然笑了下，那笑没到眼里，“你猜，为什么陈默的尸身泡三年不腐？”

我没猜。风忽然停了。雾不动了。连江水拍岸的哗啦声都消失了。世界被抽成真空，只剩我和她之间三步距离，以及她瞳孔里映出的、我惨白的脸。

就在这时，我腕上疤痕猛地灼烧起来，像有人把烧红的铁丝直接捅进皮肉。我闷哼一声跪倒在地，饭盒脱手，白粥泼在青苔石上，瞬间蒸腾起一股甜腥气。林晚没扶我，只是蹲下来，伸手按住我后颈——她掌心滚烫，指腹有层厚茧，像常年握着某种沉重的器具。

“忍着。”她说，“它在认主。”

我眼前发黑，耳中轰鸣骤起，不是声音，是无数个“咚”字叠在一起，由远及近，由慢至快，最后汇成一条奔涌的洪流，冲垮所有堤坝。我看见陈默站在江心，浑身湿透，头发贴在额角，朝我伸出手。他手腕上戴着我送他的那块旧表，表盘玻璃碎了，指针逆着转，秒针一下下往回跳：3、2、1……

幻象碎裂的刹那，我听见自己左耳鼓膜破裂的微响。

再睁眼，天光已亮。雾散了，露出灰白的江面，几只白鹭掠过水面，翅膀扇动声清晰得刺耳。林晚站在我面前，手里拎着空饭盒，外套袖口沾着几点暗红，像未干的血。

“起来了。”她说，“泵房门锁，今天下午三点换。”

我撑着石头起身，膝盖还在抖。腕上疤痕温度退了，却留下一种诡异的酥麻，仿佛皮下有无数细小的虫在爬行。我摸了摸左耳，耳道里湿漉漉的，掏出来看，指尖沾着淡粉血丝。

“陈默的骨粉……”我哑着嗓子问，“怎么取的？”

林晚转身往回走，背影挺直如刀。“他葬礼那天，我撬开棺材，从他左手小指第一节骨上，刮下来的。”她脚步没停，“你妈知道。她熬姜粥时，往灶膛里添了三根陈国栋留的槐木柴。”

我站在原地，胃里翻搅。槐木——招阴之木，燃之则阴气聚而不散。原来那粥的暖意，从来不是人间烟火气。

回到出租屋，我拧开台灯。灯泡接触不良，滋滋闪了两下才亮。桌上摊着林晚给的图纸，我用放大镜对着“哑钟”那团墨渍反复看。墨色浓淡不均，深处有极细微的刻痕，凑近了才辨出是三个字：“癸酉年”。

癸酉年，1993年。陈默十二岁，陈国栋四十岁，我八岁。那年夏天，江湾码头死了七个孩子，都是溺亡，尸体捞上来时，耳后都少了一块皮。官方定性为“集体失足”，结案报告至今锁在区档案馆铁柜第三层。没人知道，那七具尸体被连夜运进老船厂废弃的锅炉房，浇上沥青，封进七口铁棺——棺盖内侧，用朱砂写着同一个名字：陈默。

我拉开书桌最底层抽屉。里面躺着一只搪瓷杯，杯身印着褪色的“先进工作者”，杯底磕了个缺口。我倒出杯里积存的灰，用指甲刮了刮内壁——灰里混着细小的黑色颗粒，像烧焦的米粒。我捻起一粒放舌尖，苦，涩，带着铁锈味。这是陈默葬礼后，我偷偷从他骨灰坛里刮的。当时林晚站在我身后，没拦，只说：“留着，将来喂‘它’。”

手机震动。陌生号码，短信只有一行字：“泵房第三级台阶，砖缝里有黑蚂蚁。它们不吃糖，只吃人眼里的光。”

我盯着屏幕，拇指悬在删除键上方。窗外，一只黑蚁正沿着窗框爬行，触角高高扬起，像两根细小的探针。它爬到玻璃边缘，忽然停住，六足齐刷刷转向我的方向。

下午两点五十分，我站在老船厂锈蚀的铁门前。门虚掩着，铰链发出垂死般的呻吟。泵房在厂区最北端，建在地下十米，入口是一道倾斜的水泥坡道，两侧墙壁斑驳，水渍洇成大片大片的深褐色，形如溃烂的疮疤。

我踩下去，脚步声被黑暗吞没。空气里弥漫着陈年机油与霉菌混合的腥气，每一次呼吸都像在吞咽湿棉花。手电筒光柱刺破黑暗，照见墙壁上歪斜的喷漆字：“禁入！水位异常！”——字迹新鲜，漆面还没干透。

第三级台阶。我蹲下，用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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