包老太爷闻言，立刻来了兴趣。他搁下笔，将鼻梁上的老花镜往上推了推，伸手拿起那份《大公报》。

报纸已经被忠伯细心地翻到了对应的版面。

右下角，一个两栏花线框被细花线隔成上下两块。上半块是...

东京，一九八一年三月。

细雨如丝，斜斜地织在法那科总部大楼的玻璃幕墙上，水痕蜿蜒而下，像一道道未干的泪痕。楼内，第七层技术档案室西侧尽头，一扇常年上锁的橡木门被悄然推开。门轴轻响，仿佛怕惊扰了沉睡多年的旧梦。

推门的是山本健太郎，四十二岁，原法那科系统安全组高级工程师，三个月前因“配合外部调查”被调离核心岗位，如今名义上隶属技术史编纂委员会——一个刚成立、无预算、无编制、连办公室都挤在档案室隔壁储藏间的临时机构。他手里没有公文包，只有一只磨得发亮的铝制饭盒，盒盖边缘刻着一行极细的小字：“昭和五十三年，中国·沈阳机床厂技术交流纪念”。

他将饭盒轻轻放在档案柜最底层的空格里，指尖拂过盒面浮起的一层薄灰。这不是他第一次来。过去二十七天，他每天下班后多留四十七分钟，不多不少。他不翻人事卷宗，不查财务报表，只调阅三类材料：一九七七年法那科System 6M加密协议原始设计备忘录（编号FNC-77-S6M-001a）；一九七八年对华出口设备清单及配套白皮书发放记录；以及——最关键的——一九七九年十一月，由藤原宏一亲笔签收、注明“供中方技术人员参阅”的《数控系统通信链路安全架构简析》手写译稿复印件。

这份译稿，正是三年前让藤原被列为头号嫌疑人的“合规调阅记录”。它被归档在“对外技术交流附件”子类，编号FNC-79-CHN-012，却在去年十月事件爆发后，从电子系统中悄然消失，纸质原件亦被标注为“遗失”，仅余一份模糊的传真副本，存于角落铁皮柜第三格。

山本今天要找的，是那份传真副本的底片。

他拉开铁皮柜抽屉，一股陈年显影液与纸张氧化混合的微酸气味扑面而来。抽屉里堆满泛黄的胶片盒，标签字迹大多褪成浅褐。他按编号逐盒翻检，指腹摩挲着塑料盒脊上凸起的编号刻痕。当指尖触到FNC-79-CHN-012时，盒身比其他略沉。他取出胶片盒，掀开盖子——里面并非单张底片，而是一叠十六毫米宽的黑白胶卷，每帧下方都用蓝墨水手写标注着页码与日期。

他数了数，共十九帧。最后一帧末尾，有藤原宏一惯用的、略带右倾的钢笔字迹：“附：中方沈机厂王卫国工程师所提三点疑问，已转交系统组评估。（注：问题三涉及密钥分发时效性边界，极具洞察力）”

山本的心跳漏了一拍。

王卫国。

这个名字，他曾在一九七九年沈阳之行的接待名单上见过。当时他是随行翻译，负责对接法那科技术代表团与沈阳第一机床厂。那是个瘦高青年，穿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，袖口磨出毛边，说话声音不大，但每次提问都直指协议底层逻辑。他记得对方曾指着System 6M白皮书第38页的随机数生成器框图，问：“藤原先生，这个LFSR（线性反馈移位寄存器）的初始种子，是否由主机时钟节拍触发？若主机被断电重置，种子序列是否可重现？”

藤原当时笑了，说这是个“有趣但无害的假设”。山本没在意。可此刻，胶片上那行“问题三”的批注，像一根烧红的针，刺进他记忆深处。

他取下胶片盒，走向隔壁暗房。暗房灯早已报废，他熟门熟路拧开应急灯开关，一盏幽绿的安全灯亮起，映得满室胶片泛出青冷光泽。他取出放大镜，将最后一帧胶片置于灯下。放大镜下，“王卫国”三字清晰如新，而紧挨着名字右侧，还有一行更小的铅笔字，几乎被岁月蚀去轮廓——那是藤原的笔迹，只有两个字：“解了。”

山本的手指僵住。

不是“待解”，不是“已阅”，是“解了”。

他猛地想起去年十月，在藤原灵堂外，一位法那科老技师曾攥着他手腕，酒气喷在耳畔：“山本君，你记得王工吗？那个沈阳来的……藤原先生临走前，偷偷塞给我一张纸，说‘若我出事，把它交给能看懂的人’。我……我没敢留。”

山本当时只当是醉话，未曾追问。此刻，那张纸的幻影却灼烧般浮现眼前。

他冲回档案室，翻出藤原宏一的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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