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十九，天刚蒙蒙亮。

陆家湾的鸡鸣声此起彼伏。

陆怀民习惯性地早起。

睁开眼，望着头顶的横梁，有那么几秒钟，他恍惚了一下。

还是家的感觉好。

陆怀民贪婪地深吸了一口...

清晨六点，天光未明，黄浦江上浮着一层薄雾，像被水洇开的墨迹。梁文斌站在锦江饭店北楼八层的窗前，没拉窗帘，只披了件深灰羊毛衫，手里端着一杯刚泡好的茉莉花茶——茶叶是昨夜在门口小摊上买的，五毛钱一两，纸包得粗糙，茶叶里夹着几片碎梗，但香气却意外地清冽、沉实，竟不输港岛半山茶庄里那些标价三十港币一两的陈年雪芽。

他低头吹了吹浮在杯口的两片嫩叶，目光却始终停在窗外。

江面静极了。几艘拖轮缓缓滑过，船尾拖出细长的涟漪，柴油机的声音闷在雾里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对岸浦东的轮廓仍模糊不清，唯有远处高桥镇方向，一点微弱的橙红灯光，在灰白天色里固执地亮着，像一粒将熄未熄的炭火。

梁文斌忽然想起亨利昨晚说的那句“合肥，科学技术大学”。

他放下杯子，走到写字台前，拉开抽屉，取出一本硬壳笔记本。封皮是深蓝色仿皮质，边角磨出了毛边，内页纸张泛黄，密密麻麻记满了字，有些是铅笔写的，有些是蓝黑墨水，还有几处被咖啡渍晕染开去，字迹模糊成团。翻到中间一页，他用指尖按住一行斜体字：**“1978.9.26 合肥科大东区计算机系实验室，门牌号：307”**——那是他去年夏天为写一篇关于内地高校恢复招生的专题，托人在科大校刊编辑部抄来的地址。当时只当是废料，随手记下，未曾深究。

可此刻，这行字像一根针，扎进他太阳穴。

他迅速翻到另一页，上面是一张手绘简图：科大东区主楼西侧一条南北向小路，路东三栋红砖平房，其中一栋门口挂着一块褪色木牌，写着“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组”。图下方有一行小字备注：**“据科大后勤处老工人讲，此屋原为校办工厂旧址，七九年改建，七月底启用。无门禁，但二楼东头办公室夜间常亮灯。”**

梁文斌盯着那行字，喉结动了动。

他忽然想起昨夜在大堂听见的另一段对话——不是亨利，而是两个新华社记者压低声音的闲聊。其中一个说：“……启明同志回校前连夜改了三版算法，周工说，最后那版连德国西门子原厂工程师看了都愣了十分钟没说话。”另一个接话：“可不是？听说调试那天，江南厂数控车间十二台机床全连进同一套系统，一个指令发下去，十二台同时起刀，分毫不差。老周拍着桌子喊‘成了’，眼泪直接下来了。”

梁文斌当时只当是宣传口径，一笑置之。

可现在，他盯着笔记本上那行“七月底启用”，又想起冯丹霞昨夜那句“十四岁搞出银河系统，七十岁攻克数控技术”——不对。太不对了。

十四岁？一九六七年，十四岁的孩子在合肥能干什么？抄家？游行？还是蹲在牛棚外听广播？那时候科大还在北京玉泉路，一九七〇年才南迁合肥，校园里连教室都没盖齐，哪来的“银河系统”？

他猛地合上本子，转身抓起搭在椅背上的夹克。

七点整，他推开锦江饭店旋转门，冷风扑面，裹着江水的腥气与煤渣的焦味。门口停着两辆黑色上海牌轿车，司机正倚着车门抽烟，见他出来，连忙掐灭烟头，小跑着拉开车门。

“师傅，去合肥。”梁文斌说，声音干涩。

司机一怔：“同志，合肥？那可得坐火车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梁文斌把一张十元钞票塞进司机手里，“麻烦您，立刻送我去上海站。”

司机没接钱，只搓着手赔笑：“真不巧，今儿早班卧铺票昨儿就卖光了。硬座倒还有，可您这身板……”

梁文斌没等他说完，转身快步走向街对面的公用电话亭。玻璃罩子蒙着水汽，他用手抹开一片，投进两枚硬币，拨通了《星岛日报》驻京办事处的直线号码。

“喂，阿坤吗？我是梁文斌。”他语速极快，“帮我查三件事：第一，合肥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系，一九七八级学生名册，重点查一个叫‘包启明’的；第二，一九七九年七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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