嗯，张昉提议的这招，就是跟霍先生学的。

他就是拿着我方人员给的物资清单，在香港满大街地喊着要货。

这个影响确实是大了点，所以才会被当做出头鸟打击。

那张昉做这件事，肯定要低调一些...

自行车轮子碾过青石板路，发出单调而清脆的“咔哒”咔哒”声，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蝉，在九月微燥的晨光里反复鸣叫。张昉单手扶把，另一只手拎着竹筐，筐沿上还搭着半卷没拆封的靛蓝洋布，布角被风掀得微微翻飞。他目光平平扫过街边新开的“姐妹衣莊”，红底金字的招牌在日头下泛着温润的光，门口已零星聚了三两个妇人，正踮脚往里张望，一个穿蓝布衫的姑娘蹲在门槛边，用小刷子蘸着清水，一下下擦洗新漆未干的门框——那动作轻柔，仿佛怕惊扰了这刚落地的营生。

他嘴角略略一翘，却没停，车轮继续向前滚去。

今天是九月十二，黄历写着宜交易、开业，也写着忌远行、动土。张昉不信这个，但他信人的惯性——码头上那些商行账房先生，每逢初一十五必去城隍庙烧香，逢年过节必给巡捕房送礼，逢着大船进港，更必在头天夜里摆一桌“压舱酒”，敬天敬地敬洋人。这习惯，比黄历还准。

他拐进一条窄巷，车轮压过几块松动的砖，颠了一下。巷子尽头是家不起眼的酱园，门脸灰扑扑的，两扇木门虚掩着，门楣上悬着褪色的“裕丰”匾额。张昉没敲门，径直推门进去，竹筐往地上一放，顺手从筐底抽出一把油纸伞，伞骨上还沾着昨夜未干的露水。

屋里没人。只有酱缸排成两列，黑黢黢的缸口泛着幽光，空气里浮着浓稠的咸鲜与微酸，像一层看不见的膜，裹住了呼吸。他走到最里头那口最大的酱缸前，伸手探入缸沿内侧，指尖触到一处凸起的陶片——轻轻一按，缸底竟无声滑开一道暗格，露出个半尺见方的木匣。

匣子里没有银元，没有金条，只有一叠薄薄的纸。

他取出最上面一张，是张泛黄的《申报》剪报，日期是八月二十七日，头版角落有则不起眼的短讯：“沪上米价再攀新高，新政府拟设平价粮栈，严查囤积居奇。”下面一行小字标注：附录，本月十六日，南市某米行突遭查封，东家王德昌，拘于老北门巡捕房。

张昉把剪报翻过来，背面用极细的炭笔写着一行小字：王德昌，原码头帮账房，三年前因假账事发，被逐出帮，后自营米行，与‘永昌商行’往来甚密，常代其收转运费。

他指尖在“永昌商行”四字上缓缓划过，又抽出第二张纸——不是报纸，是一张手绘的码头草图，墨线粗细不均，但主航道、货栈编号、海关验货棚位置皆清晰可辨。图右下角，用朱砂点了个小圆圈，旁边注着：“永昌货栈，丙字七号仓，专存船上采买清单所列杂货。”

第三张，是张便笺，字迹潦草，却是唐明亲笔：“张兄，已托人查实，永昌东家陈世坤，昨日申时三刻离沪赴杭，言称接母病讯，归乡侍疾。随行仅仆从二人，乘早班火车，未带行李箱。另，其妻妾三人，昨夜同赴百乐门听曲，至凌晨方散。”

张昉将三张纸依次叠好，塞回木匣，合上暗格。酱缸重新沉默下来，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。

他拎起竹筐，转身欲走，忽又顿住。目光落在酱缸旁一只空陶瓮上——瓮口朝天，瓮身布满裂纹，裂纹里嵌着干涸的酱渣，像凝固的褐色血痂。他弯腰，用指甲抠下一小块酱渣，放在鼻尖嗅了嗅。咸，齁，带着陈年豆豉的沉闷后味，还有一点极淡的、几乎被腌渍气盖住的苦杏仁气息。

他眉心微蹙，将那点酱渣捻碎，弹进墙根缝隙里。

出门时，他顺手摘下墙上挂着的一顶旧草帽戴上。帽檐压得低，遮住了半张脸，只露出线条冷硬的下颌。他跨上车，蹬了几下，车轮驶出巷口，阳光猛地泼洒下来，将他影子拉得细长而孤峭，斜斜投在对面茶馆斑驳的砖墙上，像一道尚未干透的墨痕。

中午没回“姐妹衣莊”吃席。

他在外滩附近一家面摊坐下，要了碗阳春面，汤清，面细，葱花浮在浅褐的汤面上，像几片飘零的绿叶。他慢慢吃着，筷子挑起一筷面，送入口中，嚼得极慢，仿佛在数每一根面条的筋道。面摊隔壁是家钟表铺，玻璃橱窗里，几只座钟滴答作响，声音错落，织成一张细密的时间之网。

他忽然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却恰好让面摊老板听见：“老板，听说戈登将军号后日进港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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